人生是怎样被决定的：英导演拍14人49年生活轨迹(组图)

秋雨

人生到底是怎样被决定的?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拍摄播出了来自英国不同地区和家庭的14位孩子从7岁到56岁的人生经历，默默追问决定人生的答案。这不仅仅是一部史无前例引人思考的纪录片，或者说，这是一个追问普通人命运的社会学研究报告。

看到他们小，看着他们老，看他们努力奋斗，看他们徒劳挣扎。他们是他们，但他们也可能是你、是我。没有什么比这更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慨万千的了。

1964年，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拍摄播出了40分钟的纪录片《7岁》，选取来自英国不同地区和家庭背景的14位7岁孩子，用纪录片手法拍摄他们的生活、言谈和想法。那些镜头，记录在当时的黑白胶片上。

2012年5月，《成长》(Up)系列纪录片的第八集《56岁》(56Up)播出，当年的那些孩子，已是天命之年，用来记录他们人生感悟的，不再是胶片，而是最新的数码技术。

全世界迄今为止可能都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的纪录片了——真实，真实到骇人，直面生活的残酷和美好。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从1964年至今，影片七年一拍一播，《7岁》、《7岁又7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到《56岁》，不脱节地记录了一代普通英国人的大半辈子。

1978年21岁时的合影

50岁左右时的合影

从《7岁》到《56岁》，这部纪录片系列剧每每播出都在欧美收获极高的收视率。据说，符合好莱坞的成功票房标准的剧本，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包含 60个戏剧性的起承转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长》系列以14位你我这般普通人的原生态生活为剧本，用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完成14个不同“命运”的种种起承转合，可谓将 “戏剧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见识了出生和死亡，经历了结婚、离婚和再婚，有背叛，有妥协，有的曾精神恍惚，有的被迫下岗，有的蝇营狗苟过活，有的幸福美满……电视机前的你看着少年时的他们对人生充满未知和憧憬，看着青年时的他们放荡不羁冒傻气，看着壮年时的他们幸福或不幸，看着中年后的他们变得百困不侵、安于自嘲。
生活是无法超越的剧本。

七岁定终生?
1964年 《7岁》初拍时带有实验性质，格拉纳达电视台是把它当作一个时事类节目做的。他们想表现的是战后经济繁荣下，传统的英国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正在经历大变化这一现象。大背景是，就在此前一年，英国的社会学家约翰·勾索普和大卫·洛克伍德就 “超阶级理论”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超阶级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财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或其他综合因素，从社会底层或工人身份蜕变脱离，言谈举止、生活方式、思想看法上，都逐步进入“中产”行列。
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毫不遮掩地将讨论的目标内容圈定在“阶级”二字。传统英国社会，穷富分化，阶层分明。住的地方、吃的东西、看的报纸、上的学校、社交的伙伴，不同阶层之间差别大得很。《7岁》开拍，导演不想循规蹈矩找一些政界学界的人来说大道理，灵机一动搞“创新”，去英国的不同的地区找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成长环境的14个孩子：有的孩子就读高级寄宿学校，属于精英阶层;3位女孩出身东伦敦的贫民区，两个来自“儿童之家”、在没有父母关护的情况下长大，另一个出自农村山区，都算社会最底层;另几个是家住老工业重镇利物浦的后代。节目试图通过与孩子的对话，不动声色地彰显“阶层”在他们身上烙刻的印记。

从七岁孩子的回答里，还真就能看出点什么来。约翰、安德鲁和查尔斯读的是肯辛顿的高级寄宿学校，问到他们的阅读习惯时，丁点大的安德鲁说他读《金融时报》，约翰说他看《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他们已会用拉丁文唱歌，并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做律师，要上剑桥的三一学院。而对出身东伦敦的托尼来说，将来能做个“赛马骑手”这一念想就已能令他兴奋不已了。同样七岁，14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印度移民的后代、在慈善儿童中心长大的西蒙，完全没有约翰他们的宽阔“眼界”，更未曾规划过自己的将来。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他就已经很高兴了。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有钱人”时，他回答“没想过”。当时的他可能根本未曾见过真正的有钱人。

拍摄《7岁》时，英国大导演迈克·艾伯特在剧组做案头资料收集。他回忆说，尽管开播后反响很好，《7岁》的主创压根没想过要做续集，更没想过有朝一日它会成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纪录片。直到《7岁》开播五年后的一天，格拉纳达电视的老板在餐厅和他一起吃饭，突然来了灵感，建议拍个续集。大家都觉得有意思，于是就有了《7岁又7岁》。片子就由当时已在格拉纳达电视台混出老资格的迈克·艾伯特执导，此后所有的《成长》系列，全都是他的导演手笔。

在艾伯特看来《7岁又7岁》并不成功。“14岁的孩子总有点混，青春期么，问十句答一句，整部片子谈不上精彩，这甚至不是一部成功的片子。”但撇开可看性不说，迈克和他的团队就是从《7岁又7岁》和后来的《28岁》起开始意识到，要真能做到“七年一追踪”忠实记录这些孩子的成长，直到他们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再对比他们的生活处境，也许比单部《7岁》来得更震撼人心。
观察这14个孩子的成长轨迹，迈克·艾伯特说，既“有趣”又“令人心寒”。有些人很早就对人生、对社会有一定的认知和远见;有些则一辈子每天都忙着为当天的生计操心。相隔50年回头看，依旧是几个来自精英阶层孩子的人生相对光鲜。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婚姻稳定。安德鲁剑桥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约翰投身慈善业，娶了驻保加利亚大使的女儿;几位出自中产家庭的女孩大多生活平淡满足，且都嫁得不错。他们大多保养得当，神采焕然。同是女性，来自东伦敦底层的林、苏和杰姬则命运坎坷，其中苏相对幸运，在学校做行政，再婚后组建的家庭生活幸福。出自底层的两个在慈善机构长大的孩子，一个成了卡车司机，另一个是养老院工作人员。梦想要当赛马骑手的孩子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婚姻中出轨被老婆抓了正着，后来取得了妻子的原谅。
14个孩子中，有两三个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跻身真正中产或准精英阶层。就读公立学校的布鲁斯考上了牛津。出身北部约克郡农庄的尼克，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

而那些原本身处社会中层的孩子的命运，反映出更多不确定性。利物浦的彼得长大后成了一名教师，曾言辞激烈抨击撒切尔的教育政策，后来改行做公务员，家庭幸福，儿女双全都非常优秀，业余时间和气质优雅的妻子一起搞乐队作表演。曾与彼得同上一所学校的内尔，却在申请牛津失利后命运一落千丈。照理他还是可以上个大学完成学业，走一条和彼得差不多的中产道路，但内尔没有。他辍学、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甚至一度流离失所，只在最近几年境况才有所好转，目前是伦敦东区的一位政府咨询公务员。

从《7岁》到《56岁》，每一集影片都以一句慧语开篇：“让我带一个孩子到七岁，以后随你怎样带，随他怎样长，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已是注定。”这和中国的老古话“三岁看七岁，七岁定终生”是一个意思。对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人生是一张测绘好的地图。

“上帝”之眼
能坚持50年拍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可不是什么一般人。迈克·艾伯特是闻名好莱坞的大片导演。他执导过《矿工的女儿》，其中的女主角希希·斯帕塞凭此片勇夺奥斯卡;他执导的 《迷雾中的大猩猩》曾获得五项奥斯卡提名;他还导演过007系列电影《黑日危机》、《纳尼亚传奇3》。虽然艾伯特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但他的事业发达和好莱坞脱不开干系，为了工作方便，他本人常年在美国居住。
与率领几千人大军回英国拍007的那种规格相比，《成长》系列对他来说连“小成本”制作都算不上，但艾伯特却将这一系列纪录片看作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甚至是他的“宣言”。尽管他本人正是出自富有家庭，22岁剑桥毕业后顺利被招入电视台工作，他一直觉得自己多少是借了“好出身”的光，且对英国社会“阶层决定命运”的不公非常看不惯。虽然他手里总有片子要拍，但每隔七年，哪怕再忙，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排出六个月的档期来拍这部《成长》系列。

时间档期倒不算什么。最大的挑战是，怎么聚齐当年的这14个人。“他们在还不懂事、没权利说‘不’的时候就拍了第一部，但随着他们的长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将他们的生活展现在公众视线内”，艾伯特说，说到底，他和这14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合约合同，全看他们是否自愿。拍了近50年，当年的 14个孩子，除了查理《7岁》之后再没出过镜，其余的13名孩子都断断续续参与至《56岁》，他们有的曾因某期节目中言辞激烈而遭遇很大舆论压力，有的遭受精神疾病，有的经历婚外情，这些人都没有避讳对艾伯特敞开大门，让他“记录”并公开他们的生活，对于导演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战绩。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威逼利诱”，他笑着说：“金钱报酬是肯定的，尽管数目很少。我总会尽量想办法找点钱，每一集都给得比上一集更多一点。早先我还比较多用情感攻势，我会对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做了那么多集，现在退出岂不可惜?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的生活能这样被完整地记录呈现?我还会用我自己来现身说法，无论我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每七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会投身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它很重要。”

珍惜也好、认同也好，或是想要借这个平台达到个人的宣传目的也好，就算这些人同意参与摄制，要集齐他们也不容易。拍《28岁》时，摄制组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在苏格兰的某个地方找到精神恍惚的内尔。到了《49岁》时，又是一通好找才发现他早就离开了苏格兰到了伦敦的一个区里寻活计;拍 《56岁》时，因为其中的保罗已经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为了拍他整个组飞到了澳大利亚。

一直跟踪看这部片子的人们觉得艾伯特通过它赋予了观众 “上帝之眼”，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有人可以如此详细地近距离观察到那么多个陌生人的大半辈子。但扮演“上帝之眼”的那个摄像机镜头，以及镜头后的“脑子”即艾伯特这位导演，真能做到只客观记录、不主观判断吗?“我尽最大的努力做到客观，有时候我知道问题很尖锐，但我不得不问。要是我不问，观众会有疑问。”艾伯特说，“但做到纯粹客观真的很难，有时候最终在屏幕上呈现出的那些镜头，多少是在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判断和解读。我后来尽可能争取做到平衡、抽离、客观，但我还是犯过错误。比如拍《28岁》时，尼克的太太对我意见很大，认为最后的成片中我把她拍成了一个糟糕的女人。她拒绝再合作，也不让尼克出镜。当然，不久之后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他们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问题，但和我以及这部片子都没太大关系。”
托尼的例子更令艾伯特 “觉醒”，原来他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试图以上帝的姿态去“预测”这个孩子未来的命运：“在拍《21岁》时我几乎认定这孩子将来迟早会进监狱，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很多镜头都给到伦敦的那些犯罪率的高发地点。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教训很深刻，我感到尴尬。自此我知道，我越少‘引导、判断’越好。每一集开拍之前，我尽量都做到将此前发生的清零，相当于一张白纸，从头开始。”
尽力客观并不代表艾伯特就不讲人情，某位参与者的孩子身上出了件大事，他特意剪去了那一部分没有播出。因为这部片子，这些当年的孩子和导演艾伯特已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一家人”。
后来生活一直不太如意的内尔说，要不是这部片子，他根本从未意识到自己还曾是那样的一个阳光少年!

片子会结束，生活会继续
任何纪录片终究会完，哪怕故事本身未竟。再一个七年，生老病死可能成为下一部《63岁》的主题。这14位孩子都还算幸运，至今除了一位叫林的在 35岁和42岁时得了一种怪病外，其余人都健康无忧。布鲁斯说，他有意在《56岁》之后就不再参与录制这个节目，因为“到了56岁我们大家的这辈子基本定性，再往下录，多半就是谁还活着、谁先走一步的问题了”。
但艾伯特会坚持把这部用半辈子时间“腌制”的纪录片进行到底，拍到客观条件不允许它拍下去为止。“人们问我，下一部你准备怎么拍，如果这些人中有人死去、有人得病了，你还怎么拍?我现在说不出，也许到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办了。”艾伯特开玩笑说，“希望我可以不用面对这难题，希望我是最先走的那个人。”他本人今年已经73岁，“算起来要真有 《84岁》的话，我都101岁了!要能这样画上句号，那将是一曲多么美妙的天鹅挽歌!”
作为一名电视电影的导演，迈克·艾伯特此生最得意的作品并非奥斯卡提名电影或票房大片。对他而言，正是这《成长》系列体现了他的情怀，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迄今为止的电视娱乐时代，没有一部纪录片有这个耐心、跨度和时间，来为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跌宕起伏唱响赞歌。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以纪录片形式做过的时间跨度最长的社会学研究。仅就这一点，它将被世人记住，它体现了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还不止如此，最打动人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部纪录片每播放一集，都似乎是在提醒人们：一切都会过去;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在用坚毅和幽默来直面并不顺遂的人生。